3月，广东东莞的车间里，机器的低鸣声中，工人们在生产线上组装发往海外的电子产品。
很难想象，一年前这里一度停摆：订单被砍、库存堆积，美国客户连夜来电，要求把产能搬出中国。
这家工厂属于安集利安科技（Agilian），一家年营收约3000万美元、专为西方品牌代工的中国电子制造企业。与中国本土资本企业不同，它虽坐落于东莞，却由外籍团队管理、欧洲资本控股，美国订单一度占其营收一半以上，对美方政策变化尤为敏感。
也正因如此，在美国新一轮关税冲击下，这家企业成为部分西方人士观察中国制造如何直面压力、寻找出路的鲜活样本。
本轮关税风暴并非突如其来。早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，随着特朗普选情走高，市场便开始波动。当时，安集利安的不少美国客户生怕大选后政策突变，纷纷要求提前出货、把库存囤进北美仓库。一时间，集中备货潮推高仓储成本，也为本轮贸易动荡埋下伏笔。
2024年11月，特朗普再度当选，恐慌情绪传导至生产端：客户深夜来电成了常态，催促企业转移产能，马来西亚槟城等选项被反复提及。
2025年4月2日，白宫“解放日”关税落地，对华关税再度上调，部分输美商品税率一度超过100%。安集利安瞬间承压：订单大量取消，约1.2万平方米的厂房堆满存货，生产近乎停滞。
这样的冲击并非孤例。2025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（PMI）在多数时间处于收缩区间，4月更是创下2023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，出口制造板块普遍失血。
面对高关税壁垒，安集利安不得不开始全球寻厂：印度、马来西亚乃至美国本土都被纳入评估。
可一圈跑下来，现实问题接踵而至：在印度，公司注册耗时一年，好不容易找到厂房，又遇上美国对印度加征关税；在马来西亚，试生产效率难以匹配西方客户的交付节奏，团队直言“所有事情都比中国慢得多”；在美国，本土供应链不完整，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，劳动力成本更是远高于中国。
类似的调整，也出现在更多外向型制造企业中。长三角地区不少机械、汽车零部件出口企业在美国订单下滑后，也在尝试开拓东南亚、中东市场，并在越南、泰国布局备份产能。
但它们很快发现，短期内难以找到在供应链配套、生产效率与综合成本上全面替代中国的选项。即使在关税重压下，“离开”更多停留在规划层面。
就在企业进退两难之时，转机开始出现。中国依法对关键矿产、稀土等战略性产品实施出口管制，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全球产业链稳定的同时，也凸显美国高端制造、汽车、国防等领域对中国中间品的高度依赖。
随着2025年10月中美元首会晤后，美方下调部分对华关税，贸易紧张氛围逐步缓解，安集利安进入复苏状态：订单陆续恢复，下半年生产工时较上半年增长29%，客户不再频繁提起产能外迁。
宏观数据印证相同的趋势。据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介绍，尽管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20%，但全年货物贸易顺差约1.06万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；今年3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回升至50.4，景气度重回扩张区间。
对此，美国经济学家尼克·马罗直言，关税并未削弱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动能，只是推动贸易流向和供应链结构发生重组。
经历一轮动荡与回稳，安集利安更加确认东莞基地的核心价值，同时也在印度、马来西亚布局小规模产能，以分散风险。公司高层预计，未来三年营收有望增长30%。
对于一家外资背景、深度依赖欧美市场的企业而言，在美国关税大棒下仍选择留在中国，这本身已经说明问题。
若把视角拉长，美国单边关税施行满一年，结果却充满讽刺。
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承诺并未兑现，所谓供应链“脱钩”也无从谈起。相反，80%至85%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企业与消费者承担，持续的政策摇摆加剧美国内部经济压力，甚至引发衰退隐忧。
东南亚、印度承接了部分低端产能，但高端制造与核心环节仍扎根中国。这种“分散中的集中”，成为当下全球供应链的新形态，也是中国制造韧性的体现。
类似情形在历史上并不陌生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，美国也曾用关税推动日本产业外迁。但与当年的日本不同，中国工业体系更完整、规模更大，产业链条更深、更广。
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、207个中类、666个小类，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截至2025年9月，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列全球第一。
历史与现实指向同一个事实：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制造震荡，却难以颠覆既定的全球分工格局。
归根结底，中国在全球制造体系中的位置，不是政治意愿可以轻易改写，而是由市场、规模与产业实力共同塑造。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难以绕开中国的关键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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